李慧玲：民间文化交流的力量
当我们说那是“民间”的，正是因为它们对个别的人、个别的群体，可能产生或大或小的作用。这样的作用以什么形式出现，是说不准的。有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心灵收获温暖，可能得到启发；有些人可能因此心里埋下了种子，人生也就改变了。
《唐诗的回响：iSING! Suzhou和费城交响乐团中国新年音乐会》美国东部时间1月6日在费城首演。（图片来源：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微信公众号）
年初，一群苏州朋友从美国到新加坡来，一起吃饭时听他们聊起美国之行，才知道他们之前是到费城和纽约演出。苏州从2014年起，主办国际声乐艺术节，招录全球优秀青年歌唱家，传播和推广文化艺术。这次，六位来自不同国度的年轻作曲家，为《静夜思》《将进酒》《赋得古原草送别》《咏鹅》等唐诗谱曲；而来自10个国家的15位歌唱家，就在费城交响乐团的伴奏下用中文演绎。这台演出叫作《唐诗的回响》，1月上旬由苏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金洁带队，分别在费城的金梅尔表演艺术中心和纽约林肯中心进行。
为什么去费城？朋友说，费城交响乐团1973年到中国巡演，它也是第一个访华的美国交响乐团，因此苏州这次既是新年演出，也纪念费城交响乐团访华50周年庆。
1971年，中美4月份进行乒乓外交之后，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7月份秘密到北京，为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逊访华做准备。1973年中，美国男女篮球队也到中国交流访问。同年9月上演的则是音乐外交，访华的正是费城交响乐团。费城是美国独立后第一首都，而费城交响乐团是美国五大交响乐团之一。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邀请他们到北京巡演，相信经过深思熟虑和许多精细的安排。访华的费城交响乐团指挥是73岁、匈牙利出生的美籍指挥家尤金·奥曼迪。他曾经在1940年主持义演，支持白求恩和八路军的医疗工作。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屏、美国众议员德怀特·埃文斯、费城市长吉姆·肯尼出席观赏《唐诗的回响》。报道引述黄屏说，演出再次彰显人文交流是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不竭动力。我们应该不会忘记，1月初，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仍然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在登机前出示48小时内冠病病毒检测阴性证明。要进行文化交流，人员往来也不完全方便。不过，据苏州朋友透露，到了美国通关都很顺利，并且，在费城和纽约的演出，观众很热情。
我上网看了相关的视频，确实感觉蛮好。
因为这个楔子，我查找了一些资料，看到2021年美国女记者林珍妮（Jennifer Lin）出版《贝多芬在北京》，也与导演莎朗·穆拉利（Sharon Mullally）合制了同名纪录片。网上找不到公共电视公司播映的这部片子，但是从林珍妮参加的座谈或主讲的视频中，得知她通过对一些人物的访问、资料的收集等，呈现中国对西方古典音乐的兴趣，记录了1973年的这一段历史。
知名美籍华人作曲家谭盾也谈到他当时的经验。十几岁的谭盾文革时在湖南郊区插队，有一天在田里听到农地大喇叭里响起的乐声。有朋友问他要不要听有趣的音乐，告诉他这就叫“交响乐”，费城交响乐团正在中国。谭盾说，这是自己第一次听到什么是“交响乐”。在1973年的秋天里，他为大喇叭传出的交响乐演奏深深感动。他说，文革期间他是农村高中里的萨满（巫师），在婚礼和丧礼上指挥乐队。费城交响乐团美妙的乐曲改变了他的想法，他再不想做“东方萨满”，而是要当“西方萨满”——西方交响乐团的指挥。
另一位担任过斯坦福大学教授和巴德学院美中音乐研习院院长的华人指挥蔡金冬，则在一个座谈会上回忆，费城交响乐团访华时，他年纪还小，文革期间，他们还是能够学乐器演奏，不过当时弹奏的只能是革命音乐。他在北京时原本学习小提琴，记得费城交响乐团到访时，报上封面刊登费城交响乐团的新闻和照片，心里很激动。蔡金冬特别强调，费城交响乐团的巡演，当时不是乐坛消息，而是整个社会关注的新闻。
1973年9月费城在北京演出四场后，《人民日报》有一篇出自“中央乐团晨星”手笔的文章，这么形容乐团尤金·奥曼迪指挥下的演出：“他们演奏的贝多芬第六交响乐（田园）把人们带入了一幅幅画境：清澈的溪水，动听的鸟声；质朴、粗犷的村民的舞蹈；忽而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忽而云开雾散，田野一片清新……贝多芬丰富的构思和清秀的笔调，描绘出19世纪初期的维也纳田园风光和作曲家自己漫步在田园中的心境。他们的演奏把这些意境表现得很生动。尤金·奥曼迪先生热情指挥了贝多芬第五交响乐。乐曲的处理构思严谨、气魄宏大，充满了激情。特别是第三乐章结尾向第四乐章胜利主题的过渡段落，激动的情绪不断高涨，音响和力度步步增强，直到顶点，整个乐队以最辉煌的音响奏出了壮丽的凯歌，令人振奋。”
作者在文末写道：“九月十六日，中美艺术家首次合作演出钢琴协奏曲《黄河》。刚健、激越的钢琴和热情、饱满的乐队交相呼应，深深激动了全场观众。中美两国艺术家首次合作演出的成功，体现了中美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今天我们看这样的一篇文稿，可能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当时这样详述与高度评价交响乐团演奏贝多芬音乐的文字能够见报，想是很不容易。事实是，费城演出数月后，贝多芬也在中国成为受到批判的对象。我不知道后来这位中央乐团的“晨星”，遭到什么对待。在贝多芬和交响乐团都属于资产阶级、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命运》被指为宣扬宿命论的文革期间，中国艺术家之苦，欣赏艺术之难，应该不难想象。
要论事件的影响力，尼克逊结束访华时公布的《上海公报》自然比费城交响乐团到访更为重大。然而，很多时候，也正是在意识形态的分歧、国家利益的考虑、国际政治形势等等的大题目下，民间的文化交流做得有诚意，愈显可贵。当然，文化交流倘若没有碰上“时机”，没有官方期待热络的双边关系，大概也不一定会发生。发生了，若干年后又碰到不同的国际形势和政治论述，或许也不会受到高度的关注，更别说要对大局起到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可能也就是一个多少周年庆，一个反映现时国际关系冷淡的指标，似乎很无力。但是当我们说那是“民间”的，正是因为它们对个别的人、个别的群体，可能产生或大或小的作用。这样的作用以什么形式出现，是说不准的。有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心灵收获温暖，可能得到启发；有些人可能因此心里埋下了种子，人生也就改变了。
我在网上看到美国方面关于《唐诗的回响》作为纪念费城交响乐团中国巡演50周年的报道和评论不多，也不知道再过几个月，费城交响乐团会否再造访中国。在我看来，倒是苏州朋友的努力，或许也是新一轮的播种。他们会不会得到回报，不应该是从中美关系的冷暖看出，而是需要时间来衡量。谁会知道呢？若干年后，说不定又有人会记忆2023年初听过费城交响乐团伴奏下唱出的唐诗，记忆自己怎么进入另一座文化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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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慧玲（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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